被当地检察院送上法庭 环保局拍手称赞是为哪般

　　【中国环保在线 一周看点】新《环保法》的实施可谓石破天惊，不过近日一则案件让人们目瞪口呆：贵州毕节市金沙县检察院将环保局告上法院。检察院起诉环保局，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的节奏？被自家人起诉，环保局还拍手称赞又是为何？老崔带您扒一扒这当中有什么内情。　　2015年1月1日，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实施，与此同时，一起与环保有关的案件引发关注：贵州毕节市金沙县检察院将环保局告上法院，要求其履行职责处罚一企业。这是我国首起由检察机关直接作为原告，向环保部门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案。
　　
　　检察院起诉环保局 大水冲了龙王庙？
　　
　　检查院起诉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乍一听，这是要上头条的节奏，放在过去那是想都不敢想的。自古以来，不少百姓认为“官宦”衙门皆一家，此次检察院之举无疑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放过一家人，但是结合刚颁布的“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所有疑惑就迎刃而解了。
　　
　　“官”告“官”，一告告出好反响。新《环保法》要求地方各级政府对行政区环境质量负责，一方面授予了各级政府和环保部门许多新的监管权力；另一方面也规定了对各级政府和环保部门的严厉行政问责。在法律文明规定后，民众一方面表示期待；另一方面，却又担心执行不力，由此折射的是百姓对法律严明性的怀疑，对法律能按部就班实施的不信任。“官”告“官”事件的出现，在第一时间打消了民众的种种顾虑，赢得了民众的信任，用实际行动维护了法律的说一不二和威严性，同时，也开启了新的法律实施的“破冰”之旅。
　　
　　“官”告“官”，二告告出好执行。过去，一部新法律的颁布，往往在实施的过渡阶段，需要耗费其受众者一定时间去适应，耽搁了双方进程不说，也有损法律的时效性和严肃性。贵阳金沙县检查院起诉环保局执行不力，一则检验了法律的贯彻速度，二则倒查了责任机制，三则推进了环保部门的办事效率，四则加强了相关部门依法办事的底气。总而言之，看似“简单粗暴”的方式却催生了新的执法模式，民众叫好声一片。
　　
　　由此可见，在本着有法可依，为群众办好事的前提下，可适当创新执法方式，让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不再是一句空口号，更要“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实化成政府履职尽责的主要任务。下一步，还希望各职能部门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相互协调，共同为建设法治社会推细节、推制度、推机制。
　　
　　地方环保执法难 环保局的腰杆为啥挺不直？
　　
　　贵州金沙县检察院将该县环保局告上法院，要求其履行职责处罚一企业。环保部门称检察院起诉给自己撑了腰，执法要理直气壮。
　　
　　成了被吿还额手称幸，金沙县环保局不是作秀而是真心喊好。这看似不可思议的情形，折射出的是一些地方环保部门执法难的尴尬状况。这个尴尬，就是环保局长“顶得住的站不住，站得住的顶不住”。
　　
　　为什么“顶得住的站不住”？主要原因是一些地方政府政绩观有偏差，拼环境换gdp。在这个背景下，环保局长若有所作为，就意味着会成为畸形政绩观的眼中钉。而一些污染企业却被“挂牌保护”，只要一个“申诉”，就能让环保局吃不了兜着走。金沙县环保局不甘不作为，但难以有作为，因此只能借力于“被起诉”，靠法院做自己后盾。这样的“曲线执法”让人五味杂陈，也透露着环保执法的艰难。
　　
　　在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中，地方环保部门实行的是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的管理模式—既然是以地方为主，就意味着环保局长的“乌纱帽”攥在地方领导手中。治污先治官。环境污染的问题，说到底就是“官帽问题”。倘若评价一个官员政绩如何，环境考评占大头，环保局也能挺直腰杆。另外，如果能改变地方掌握环保局命运的模式，或许环境执法也能没有后顾之忧。
　　
　　司法部门不“手软” 环保部门才能更有力
　　
　　本案最值得关注之处在于，这次检方是直接以原告的身份介入环境公益诉讼，真正开启了检方与地方环保部门在司法上的直接“对垒”格局。本案的首创意义不容小觑，也与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探索建立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规定形成呼应。
　　
　　在以往，地方检察机关一般只作为公益诉讼的支持方，而非诉讼主体。这在现实中往往是符号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对于推动环保问题的司法裁决作用有限。正因如此，在本案中检察院向诉讼主体“转正”,对于强化司法在环保问题中的介入作用非常有必要。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往的公益诉讼中，被告多侧重于涉事的排污企业，而指向环保部门的不作为或腐败的行政公益诉讼少之又少。这一诉讼格局的出现，除了相关制度配套的不健全之外，也是地方环保部门和社会公益组织与公民个人之间力量对比悬殊的必然结果。较之于公益组织或个人发起诉讼，检方主动作为原告起诉地方行政部门，其力量的“对抗”格局显然不可相提并论。
　　
　　更为重要的现实是，推动检方在行政公益诉讼中担任原告，也是对于当前行政诉讼与环境公益诉讼所存在的不足的一种必要补充。在行政诉讼方面，《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就是说，只有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是民事权利的直接受侵害者，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主体，其他人或组织为他人利益或公共利益提起诉讼的权利被排除在外。如此一来，行政诉讼主体实质上是非常受限的。
　　
　　在环境公益诉讼方面，即便在称之为“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中，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虽有所扩大，但依然严格限定在“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的，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信誉良好的社会组织”范围之内。虽然这已经由一审稿中的“中华环保联合会”一家公益环保组织扩大为“数家”,但公益诉讼主体的范围之窄可见一斑。
　　
　　由此可见，在社会组织与公民个人参与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赋权遇阻的背景下，推进检察院向行政公益诉讼主体的迈进，不仅是对诉讼力量的必要补充，也是避开阻力的优选方案。这对于加速环保问题的司法化进程，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助力。
　　
　　不过，这一改革虽直接指向环保议题，首先考验的仍是司法环境。也就是说，通过探索与试点实践，赋予检察院的行政公益诉讼主体资格，其最终效果如何，还是要回到司法正义的维度上来考量。特别是，作为原告的检察院不仅要向违规违法的排污企业进行诉讼，更要将主要精力放在监督地方环保部门方面，着重解决行政部门“手软”的老大难问题。这样一种“对抗”格局，若缺乏能够真正超脱或独立于地方行政利益掣肘的司法环境作支撑，恐怕难以走远。
　　
　　不“手软”的司法，才是环保的最有力后盾。可以期待，随着司法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司法系统逐步摆脱地方行政利益的束缚，检察院担任行政公益诉讼的主体，直接向不作为的行政部门叫板，或将逐步成为环境治理中的常态。但这项改革开启的同时，仍需警惕的是，赋予检察院的行政公益诉讼主体资格，并不意味着对于一般公民和社会组织的环保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替代，而只能是一种不可缺少的补充，落实公民与社会组织环保权利的扩大，仍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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